以往人们对“五四”运动的研究，让人感到话题总是在学者们之间来回穿梭，不像是说给大众听的。研究者们不自觉地怀着某种归宿感和目的性，最后着眼于给它定性，着眼于它是不是新旧民主主义分水岭这类论题：它是或不是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划分界线……在史家论坛上谈史可以如此，但向大众提供思想和认识方法时，则应去除强加于事件本身的某种动机，克服攫取对历史的垄断解说权的企图。须知：新民主主义或是旧民主主义，现代史或是近代史，这些后来的人为产物与当年的当事人无关，与现在大多数听众读者也关系不大，广大人民群众欲知的是它本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与今天的我们有着怎样的联系。
一、爆发“五四” 运动的历史 必然性——大众要对后皇权 专制说不
“五四”运动并非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学生行动。据1919年5月7日《民国日报》所载，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法科学生在大礼堂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北京各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开会的目的是组织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西方列强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转给日本。
5月4日是星期日，各校学生原计划在这一天对5月7日的示威活动进行宣传准备。但是群情激愤，一经引发就无法控制，因而爆发了如各种史书上所记载的那一系列事件。
就发生的时间看，“五四”运动真是爆发得“当其时也”。
在辛亥革命前，“五四”运动不可能发生；距离清帝逊位7年半的时间，即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是有其必然性的。在辛亥革命前夕，专制皇权的思想钳制虽然因其力不从心而有所松动，但各级各地的强权人物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不会听任像“五四”运动这类事件发生的。而人民大众这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从“实行共和等于革命成功，进而又等于中国获得光明前途”这一迷梦中清醒过来。这一过程更可以从当时处于领袖地位的人物的思想变化体现出来。
孙中山先生依据他在西方生活的经验推断，只要去除了专制皇权，人民会对新上台的统治者施以监督，那个新上台的统治者由于没有了“天授皇权”的护身符，在舆论的监督下会自然而然地走上通往宪政的道路。这是他主动提出（有条件地）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的思想基础，袁世凯在取得权柄前后的花言巧语也确实具有欺骗性。就连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李大钊也不乏拥袁的言论。①
透过是非评判和道德分析，可以认为，当时国人对去除皇权专制以后国政将会若何，谁也看不清楚。一个事实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民族认同感，寄希望于有人来“主持”国政，而绝对没有西方人素有的公民公决意识。或者说只有极少数有西方生活经验的人才有此意识，但在尊卑习久的历史传统笼罩下的中国，这些人根本没有发挥影响的机会和场合。
于是强权者—当时是总统、军阀，就会当仁不让地自以为“天降大任于我身，当今之世纵横捭阖舍我其谁”。袁世凯如此，各地军阀也莫不如此。
历史上的中国人习惯于指责某人专横奸佞，而另外一些人开明贤德，以生活中的好人坏人来界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将会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以生活中的原则判断历史人物将会继续给中国历史进程造成不利影响。治国与治家处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身教言教身体力行原则不适用于治国者。权力需要制约，不制约必然会产生专制和腐败。清廷专制的衰亡，专制权无论为北洋军阀窃取，还是为各省都督所分割，对中国人民来说都不是一种理想的预期。
在监督制约普遍缺乏的条件下，有人（梁启超、杨度、吴贯因等）提出应由社会贤达出面来建立“开明专制”政体。依这些人的意见，共和政治不符合国情，要由开明人士把持政权，幻想有类似古代“圣人”的人物产生（吴贯因：《中国共和政治之前途》，载《庸言》1913年11月号）。但是后来的事实是坐在权力极上的人是没有办法按尧舜这类神话人物的行为方式治国的，中国新上台的专制者也不会像法国拿破仑那样会主持制定出一部约束自己和今后铁腕人物行为的“拿破仑法典”的。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袁世凯那类人的悲哀，更是文明专制论者的悲哀。但从历史看，这一必经之路又是难以绕过的。中国人民只能在经历这种强人（包括武人和文人）登台又下台的走马灯式的表演之后（即尝一尝所谓开明专制的滋味之后）再寻求新的出路。渴望进步但又不知出路在何方的中国人必然会苦苦搜寻前途。在这种条件下，“五四”运动 如果不以这种形式发生，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发生。总之，中国人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再也不能沉默了。
二、“五四”运动历史意义之核心——大众公民 意识的崛起
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前，几年的社会动荡警示人们：中国的事情一味听凭强人们摆布或安排的历史从此开始受到了质疑。所有的中国人，从敢想敢说并对西方社会行为方式有所了解的青年人开始，试着演习对“国是”进行批评，对强人们的判断开始说“不”了。民主政治开始深入民心，人民大众不应再被置于政治之外，有参政意识的公民数量越来越多了。
“五四”运动开始后，镇压者对青年学生行为的非议，是从指责青年人的过激行为开始的。而最初严词反对学生上街的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似乎敏锐地看到了这次青年学生运动在这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作用，愤然以辞职来抗议当局拘捕学生的做法。依常理，一伙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闯到一个官员的家中纵火，无论怎样说，于法也是说不过去的。蔡先生此时已跳出现实，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场运动了。
先是青年学生，后是知识分子，从这次运动的发展过程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取代皇权的军阀官僚无权承继专制权。人们从不同角度大谈国是，必然会产生随后更具历史影响力的新文化运动。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视为密不可分的一组因果共同体，也就是一件十分必然的事了。
也确实应当如此，如果仅仅从“火烧赵家楼”，罢免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三人官衔，拒签巴黎和约这些具体事件来看“五四”运动，那么观察者的立足点就太低了。“五四”运动从青年学生“干政”开始，为公民参政提供了一系列的准备：公民要参政，就要有文化，有文化就要批判封建专制文化体系，而批判就要有武器，要有其归宿，这就要从西方（包括日本和苏联）寻求新的思想、新的社会观念，就要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积习，就要普及教育、改革文法、文体、文字，就要大量兴办新式学校……这一系列中国急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都是由“五四”运动开始被推到中国人民面前的。因此，能“提出”这些问题的那些热血青年们，确实无愧于我们后人对他们持久的崇敬。
“提出”问题固然可贵，但它也决不等同于解决问题。客观地说，“五四”运动过去80多年了，当初“提出”的那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美的答案。这也不能怪谁，因为当时不会有人能想到（甚至至今也还有不少人仍然未能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会有多么深厚，多么凝重，它在社会中的潜在影响会有多么顽固。而人生苦短，凡是想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并获得机遇成为“大人物”的强人，都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历史已经证明那是很不现实的事。用一代人的时间能使这个进程有所进展就已然不错了，甚至在某段时期出现反复也应视为正常现象。历史也常常给我们展现出这样的景象：相对短时期的“反复”过后会出现更加迅疾的进步，“文革”后所发生的一切便证明了这一点。
三、“五四运动”值得反思的要点—— 对传统文化的过激态度
应当承认，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应有的批判的同时，有价值的精华也遭到了令人痛心的伤害。
参加“五四”运动的主体—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在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新思想之后，对中国旧有传统文化及其载体，所谓“封建遗老”、“前朝余孽”，怀有深切的恶感是很自然的事。那些长期受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对旧文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的，但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他们会本能地站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对面，也就当然地被看作是新文化发展的一个障碍。在这两种反差极大的文化之间发生的剧烈冲突中，处于劣势的旧文化营垒中有历史价值的文化积淀也必然一起遭到冲击甚至被无情地予以否定。冲突正在进行时，人们没有办法从容择选出有保留价值的部分予以“文化保护”，但在80多年以后的今天，则有必要对此进行一定深度的研究和探讨了。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群体相互认同的最重要的凝聚物。历史上每一次相当规模的外来文化的入侵，都会迫使旧有的文化传统不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当首先认清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巨大压迫力的智者（康有为），指出这场文化冲突是中国人“千古未遇之事变”时，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感觉出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才有措手不及慌忙应对的、抵抗排外的，以及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各种对策。“五四”运动是青年人首先从中国传统中站出来成为反叛者的一次伟大事件，它应当被看作是旧中国的一次空前的自我否定。这样一种否定，总体上应被认定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也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
“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如果从文化继承角度来观察，就是一段中国文化自我改造的历史，它证明，对中国传统、中国历史的批判和继承是一项远未有尽期的伟大工程。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现代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五四”运动的延续，中国近代现代的每一个挫折和反复都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其缘由，即如文革浩劫就能明显地再现出“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这一做法的影子。
社会改造工程与普通意义上的施工工程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能完全推倒重来，因为被改造的对象是人和他们的思想，而且这些人往往占总人口的相当大的比重。“五四”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难免会犯科学主义错误，把活人和他们的头脑当成“施工对象”，武断地进行“改造”，那种扫荡式地推行新文化的做法如“砸烂孔家店”，不可避免地将孔子学说中有价值的精华一并抛进垃圾堆。即如鲁迅先生，他在《狂人日记》中所体现出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名之：“吃人的礼教”）的观点，也应当在它充分地发挥了正面作用之后的今天，予以冷静的再分析。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历史传统，是没有本钱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彻底地否定过自己传统的民族（即使那个旧有的传统很值得质疑和改造），如果她是聪明的和理智的，总应当在适当的时机回过头来进行认真的反思。须知外来的文化是外族人依据他们的社会条件创造出来的，被我们“拿来”以后，如果不能植根于自己的传统土壤中，其寿命就不会久长。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回忆一下，这80年中，中国人将多少引自外国的并且曾经一度狂热追捧的东西丢进了历史垃圾堆。我们还可以通过对现实中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进行反省，可以联想起伟大祖先在两千年前已经有过的深刻思想和哲理—它们现在静静地尘封于经典中，津津乐道于斯的青年人越来越少了。为了民族的复兴，我们所能汲取的精神文明的营养恐怕主要只能来自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发扬，就为此，我们也有必要全面反思一下80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了。
四、什么是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
“五四”运动以后的这80年中，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的视野扩大了多少万倍，人类对周边世界的开发程度也到了开始威胁自身存在的境地。但是在这场竞赛中，几乎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在80年前早已过剩的人口，现如今仍在一个劲地增加。应该承认祖先的生活哲学是有毛病的，应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当代人也不能尽辞其咎。
一个民族，如果不能理性地摆好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则只能被认为仍处于“自在”的阶段。浑然不知自己行为的后果，任凭大自然的裁处，就难免陷落于马尔萨斯的咒语。大凡已经发达了的民族，其文化体系已可以发挥一种“调节器”的功能，能够自动调整自己与所处环境的关系。而我们到现在还远未能做到这点。究其缘由，还是文化事业的不发达。在许多方面民众的个人和家庭与民族整体的利益相冲突，只能借助行政手段予以硬性调整。一句话，从整体上讲，民族性中还有麻木、自私和奴性的一面。遗憾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像80年前那样让“封建余孽”来担当造成这一现实的罪责了；在无所作为混日子的人中，青年人的比重却在增加。
人人都应当学科学，但青年人更应当首先学习思想,树立信仰，在安身立命的同时，树立起高尚的生活哲学，这应当成为我们—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人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
① 李大钊曾著文说：“江南各省，远在南服，中央之威信不灵，内外之猜嫌纷启。皖赣湘粤，傲岸自雄，不待宋案（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借款事起，始有离异之迹。……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也。”明确表示：“中央非专制之局。”（《言治》月刊第1年<1913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