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转型与危机救赎

总结。在全球化大潮里，“游泳”的本领你是必须学会的。

回过头来，我们要说，企业的永续经营，经济的长足发展，终究都要靠“企业家精神”，才能永葆活力。我之所以这么强调“企业家精神”，实在是因为国内对这一块的重视不太够，我们的所谓创新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供给状态，往往不是从现实的或潜在的市场需求出发。我们也呼吁能够从创新制度、创新体制上改变，使我们的政策尽可能朝向市场需要的导向出发，真正服务于企业家，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使“看不见的手”背后这只无形的“幕后推手”源源不断地优化资源配置。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十二五”绿色转型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激发“企业家精神”，有赖于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对诚信的重视程度，

反映社会成熟度与制度文化

在“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制度环境背后，我们仍然要进一步检讨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烦燥易怒”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 16.5%。看起来，即便企业家群体，已积累了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他们确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幸福。

孔子云：“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内心的平安幸福和信仰、信念等是相关的。而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名人失信悲剧，令人不得不审视：企业家的诚信与信仰，如今究竟是怎样一种程度？

应当说，当下社会的功利氛围是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的。即便有些企业家的所谓“裸捐”行为，仔细看你会发现，实质上不是慈善，而是捐给了公安、税务等政府部门，相当于一种利益的保护和交换，而且这种“慈善”加重了中国人的不信任感。还有一些地方，警察为了当地的企业竟然跑来北京抓人，也是利益的驱使。

近两年来，包括炒得沸沸扬扬的唐骏“学位门”以及“李一事件”、“曹操墓风波”，还有更为热闹的国美黄光裕和陈晓“股权之争”，以及由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引爆的慈善风波，等等，其实这些事件也好、风波也罢，都体现出很严重的诚信危机。对于国美权争，说实话，陈晓的行为并不怎么光彩，他不管黄光裕有什么罪，作为职业经理人也应履行职业操守，不能玩内部人控制，把企业据为己有。放眼整个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就是诚信危机，企业界也是如此。比如新华都集团，至今还在雇佣唐骏，让人很难想象。

对比一下，在美国，人们常常是不惜巨大代价来捍卫诚信。惠普公司前经理人马克·赫德仅仅是因为用公款泡妞就被开除。据说此君很有能力，担任CEO期间，惠普股价增长了一倍多，业绩大幅上升。以经营收额为标准，四年前惠普超过了IBM，进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科技公司。在他离职前，业界对他颇多溢美之辞。但是，一纸性骚扰的指控，就此断送了他的惠普生命。惠普提前终止合同，公司赔偿了他1220万美元遣散费和其他一些利益，消息公布后，惠普股价重挫9.3%，大约缩水100亿美元。

惠普为什么舍得牺牲如此巨大的代价，让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帅”走人？这就叫“宁失一帅，不失一信”。惠普董事会表示，赫德违背了“惠普商业行为准则”。因为董事会对他整个人的诚信品质，产生了信任危机，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经理人。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足惜。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多么地看重个人诚信。而这背后，也是一个法治社会里信用体系的高度健全。可见，制度文化对社会成熟的影响有多重要。

在美国，骗人的成本非常高，就像有的中国偷渡者以诸如政治庇护为借口，很容易获得绿卡，不过虽然好骗，一旦发现你撒了谎，惩罚会很重，骗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在中国，骗人的成本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唐骏，事后依然稳坐泰山，甚至认为“有能力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我想这正是诚信问题，背后本质是信仰的缺失、伦理的沦丧。

救赎危机须尊重法治信念、

构建博爱与契约精神

信仰是道德的源泉、慈善的源泉。其实宪法也赋予了我们公民的合法信仰自由，只不过多数国人的信仰还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的往往成了以祭神拜鬼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寄托；而且，社会大众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成功学”盛行。

美国宪法基本上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想实施的。原因是他们相信人都是有原罪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法律制约。而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总想出现清官，想要好皇帝。美国人从来不相信有好皇帝，不管你是什么人，总是有罪的，如果不加以任何约束，最终一定会变坏。于是，美国人按照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信念路径建构了美国社会。

而在中国，至今在最深层的理念上的启蒙还未真正完成。“五四”启蒙的是民主与科学，后来经济学家杨小凯发现“民主与科学”并不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自由与共和”，即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再之后他发现，自由和共和的背后是信仰。在另一位经济学家赵晓看来，当前中国转型，缺少两样属于文化伦理层面上的东西：一样是博爱精神，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仁爱。仁爱视对象不同会有爱在程度上的等差，也会因对方的不善导致以恶制恶、冤冤相报的结果；而博爱是无条件的，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甚至陌生人，更甚至是伤害过你的人，都要爱他们，所谓“爱你的仇敌”，这样，恶的循环就可以在此终止。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以博爱之心对待所有人，以此构筑强大坚固的文化基础。另一样就是契约精神。无论是工商文明(市场文明)还是宪政文明，诚信都最为重要，高度的市场文明和宪政文明需要建立在契约精神基础上。契约精神的构建，应贯穿在整个中国转型之中。

诚信和信仰，已然成为今天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既然只有经历基于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现代性转换，中国才有望跳出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真正实现伟大的崛起与进步。

应该说，过去30年对中国而言，人力资本的释放是进步的源泉，但这还属于欲望的释放，缺乏精神的释放。释放欲望，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带来中国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精神社会的混乱，所以需要通过制度机制上的变革来加以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确实不能再单一追求GDP了，需要反思我们的转型。中国现在处在工业化转型期社会危机的前沿，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其结果会“撕裂”社会，加大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从而把中国社会搞得四分五裂。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在幼儿园杀害儿童的事件，以及富士康的13跳，还有包括多处政府机关发生爆炸等在内的一系列非常极端的事件。这些已经不是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而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报复，他们对现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都持否定态度，追求制造反对效果的最大化。

危机往往也是转机，要破解当下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人心的雾中迷局，需要的还是大智慧、大魄力。对于未来，我们仍需谨慎。

编辑：陈畅鸣 charmingchin@163.com

现阶段，中国企业与民众的诚信，还停留在被特意渲染的舞台上，没有渗透到商家和消费者的骨髓中，更没有实践在人们自然而然的平常言行中。（图/IC）

推荐访问:转型 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