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包括意识形态教育在内的教育实践是一种信息互动的泛化与深化过程。新传播革命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重构，主要原因在于内涵式教育成为其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攻方向、学生的自我赋权改变了传统德育方式、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后现代转向重塑了德育环境。高职院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构过程应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同步、意识形态理论与德育实践相融合的原则，其重构策略要坚持意识形态话语共同体的塑造，确立起以学生接受为美的教学策略，打造走向生活化教育导向的制度框架。
[关键词]新传播革命 高职院校 意识形态 话语权重构
[作者简介]蒋智华（1983- ），男，广西桂林人，广西科技大学，副研究员，硕士。（广西 柳州 545006）陈军（1984- ），男，广西南宁人，桂林医学院，讲师，硕士。（广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有效融合研究”（课题编号：2017C401）、2016年度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互联网+’高校大宣传格局构建与模式创新研究”（课题编号：KY2016LX151）和2015年度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课题“‘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宣传思想工作方式的改革与创新研究”（课题编号：2015MSZ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8）09-0070-05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包括意识形态教育在内的教育实践是一种信息互动的泛化与深化过程，借助于这种信息互动，教育承载的知识社会化命题得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个教育的终极目的也得到无限接近。因此，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创新在面对信息传播革命的时候一般也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教育革命。正如工业革命之后催生的模拟式电子传播技术带来了西方主体式教育的革命一样，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第四次传播革命或称新传播革命，也正在重构着包括意识形态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孕育着全新的教育变革趋势。
一、新传播革命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话语权重构的历史动因
在传播学历史上，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先后经历了“文字的发明与推广”“印刷术的发明”“以电报、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模拟式电子传播”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①四次较为显著的传播革命。每次传播革命的产生在颠覆同时代信息生产及传播进程的同时，也都对那一时代的权力分布、话语权、知识、社会资源乃至政治运动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对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产生了深度的作用。对于当前高职院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创新来讲，近些年我国学术界兴起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关研究成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为我国德育教育领域创新提供了一个精准的学术问题的分析导向，为我们在新传播革命下更精准地开展德育工作、更好地从思想上“掌握群众”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而高职院校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之重构，在新传播革命背景下具有全新的历史动因。
（一）高职院校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内涵式教育为主攻方向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创新整体上处于一个从“需求侧拉动”到“供给侧推动”②、从过于注重灌输式教育到交互主体式教育、从过于注重应用技术型教育到内涵式教育发展的新常态阶段。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创新的主攻方向来讲，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起来的主要思路之一即内涵式发展，是一种在围绕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根本目的下，更为注重教育质量、创新的发展理路。
高职院校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高等专业技能人才支撑，但是在当前我国进入以优化结构和要素为主要特征的宏观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承担着培养和塑造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高职院校的教育也面临着去粗取精、从追求“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发展的新常态转型过程。总的来说，高职院校的内涵式发展要求其教育动力更为适应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市场化人才需求，发展路径要从原来注重规模扩张到更为注重提高办学质量，教育资源要素配置从过于注重物质条件提升到更为注重教育软实力提升等。意识形态教育作为教育软实力层面的一种供给侧结构改革核心要件，未来高职院校德育的内涵式发展必须加强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创新的重视。
（二）“人的数字化”条件下，自我赋权改变了传统德育方式
教育学在终极意义上关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優雅生存”问题，通过知识再生产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德育是现代素质教育的“良心工程”，构成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政治向度，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化问题，是从思想上“掌握群众”的主要路径之一。而在传统的主体性教育模式下，由于师生主体关系的失衡，德育工作在实践中产生了基于教师主体地位的灌输教育、应试教育、形式化教育等异化现象，对于高职院校来讲还存在着重技能、轻德育的突出问题，作为主体地位的学生被人为地变成了灌输对象，很大程度上成为德育教学场域中的“考试机器”“被动的参与者”“边缘者”。
在新传播革命背景下，相较于传统的社会媒介对人的塑造功能，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发生的最显著变化即“数字化存在”，用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的话来讲，即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的信息传播、交流与交往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一点看，新传播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要我传播、要我参与”转变为“我要传播、我要参与”，信息的社会化流动和传播也从传统大众媒介具有的那种“单向度”传播走向“双向度”传播乃至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进程。这种基于自媒体的“自我赋权”在改变信息流向的同时，还带来了德育教育话语权的重构问题，即学生群体在对待意识形态知识传递及其对话过程时，不再是被灌输的参与者，而是成为主动参与的对话者、不同意见的持有者甚至分歧者、反对者、不满教学过程的愤懑者等角色。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后现代转向重塑了德育环境
教育系统论认为，教育系统是一个由不同教育子系统构成的动态的、互动的、开放的组织结构形式。而教育创新的本质就在于不断调适教育与教育环境的互动关系，使教育可以更好地满足于外部教育系统的动态需求。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主要逻辑就在于要通过这种内涵式发展来不断适应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外部环境需求，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资源。“话语权”作为西方后现代教育哲学的一种概念，最早源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在米歇尔·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话语”（discourse）表面上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语言形式，但是本质上反映的是互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可以说“话语是权力的外衣”，即“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结果，但也可以是阻碍、绊脚石、阻力点，也可以是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③。在教育领域，围绕着“话语”发生的最大后现代转向就是“去中心化”，即传统的那种“主体—边缘”式的极端主体的灌输式教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消解，转而带来了主体间性导向的新型教育理念。
因此，对于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来讲，要想塑造出“又红又专”的高素质现代专门技能人才，为“职业工匠”塑造出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面对外部新传播革命等因素带来的“媒介的去中心化”德育环境之变革，必须重构德育工作中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二、新传播革命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话语权重构的原则导向
从制度逻辑理论角度来看，意识形态属于一个系统内制度设计的最终极合法性来源，它规定着一个制度系统的运行方向并承担着评价制度创新的重要责任。新传播革命的产生，对传统的德育及其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流话语带来了较大的分解与冲击。同时，作为意识形态社会化传播对象的学生群体，在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下又呈现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媚外主义、自由主义等诸种异化现象。因此，在高职院校逐步进入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背景下，未来意识形态话语权重构必须遵循几个核心原则：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涉及的是思想领导权的问题，而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制度属性的价值教条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具有应然的价值理性的表现。近代西方社会学家马科斯·韦伯认为，按照人的行为的属性差异，人的理性可以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类型，其中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④；价值理性则是指一个主体“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无论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⑤。从马科斯·韦伯的理性理论来看，高职院校德育的创新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重构应当是一个兼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复合化过程，不可偏颇两者中的任意一个。
我国过去几十年的高职院校意识形态教育经验告诉我们，过于注重塑造学生的专业技能这种具有工具理性特点的教育内容，而忽视具有目的导向的意识形态教育是不足取的。同样，未来高职院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构，在充分因应新传播革命的舆论环境下，也不能矫枉过正，过于突出价值理性的权重，而应当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学生个体德育需求进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权衡。
（二）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同步的原则
现代教育哲学家胡塞尔梳理了西方近代以来确立起来的现代主义范式，从他所建构的“精神现象学”角度出发提出了解决西方“现代性人文危机”的方案。胡塞尔认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科学的社会作用所引起的文化危机和人性危机”⑥，由于现代性带来的科学系统、实证主义阉割或剔除了“目的”这一宝贵的价值精神财富，因此，现代性在实践中带来“人的解放”的同时，还把人的主体性引向了“异化”或“极端化”，即人成为人的工具，而忽略了“人的命运”问题。因此，他认为，为了扭转这种现代性的“异化”现象，在教育领域应当坚持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结合起来。在这里，他的生活世界指向的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⑦，是一种人的最本源的、最自然的日常交往世界，也是科学世界的目的和方向。
从我国高职院校教育制度的演进和教育模式的变革轨迹来看，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跨越、从外延式教育到内涵式教育的发展、从工匠技術教育到“又红又专”教育的转变，内在地也是一个引导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不断融合、不断均衡的进程。未来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构，既需要在新传播革命下将德育的科学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结合起来，又需要在虚拟交际时空生活世界与现实意识形态科学世界的弥合中演进，才能实现高职院校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三）意识形态理论与德育实践融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之一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高职院校的德育教育一度退化为一定程度的单纯理论教育、应试教育、课堂教育、宣教教育等，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革命中，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面对网络言论的多元化呈现出边际弱化的不良趋势。传统的德育工作者尚不能适应这种新型的教育变革趋势，呈现出明显的“本领恐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⑧，这为我们的德育工作因应新传播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作为当前意识形态教育实践领域最具时代特色的一个变化，高职院校学生同其他高校学生一样热衷于网络实践，这也正是当下的热点话题。对此，意识形态的理论教育如果不能正视并及时回应，必将被进一步消解话语权。
三、基于新传播革命的高职院校意识形态话语权重构策略
新传播革命重构了传统意义上的话语权，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中心和权力中心，带来了以数字为主体的生活形态，打乱了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边界，这是当前德育工作整体上面对的最突出的教育环境变革。在这种背景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话语权重构的核心即在于如何因应各种意识形态杂音，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德育工作的框架下，以下几个策略有助于回应这一问题。
（一）主体论：意识形态话语共同体的塑造
话语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构实际上涉及的是权力的再分配、权力主体的互动关系重塑问题。当前高职院校意识形态话语权重构面临的主要矛盾即在于意识形态的教育不能均衡地适应学生多样化德育教育需求的矛盾，因此，在教育主体论角度上，我们的基本立场应当抛弃传统的“主体性教育”思路，通过确立起“交互主体性教育”逐步走向“共同主体性教育”模式。
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一方面要借助于高职院校师生在日常生活世界较为依赖的网络空间中建立“网络共同体”，通过利用设置网络共同体政策议程、实时追踪学生群体普遍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如就业、创业、婚恋等），掌握学生网络舆论；另一方面，要借助于新传播革命带来的信息技术，打造扁平化的“学习共同体”，改变传统的大班上课教育模式，一位德育任课教师可以借助于不同的移动终端空间实现小组授课，从而有助于师生之间更好地实现教学对话，提升教学效果。
教育美学认为，学生的接受美学是衡量和评价一项教育实践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以学生接受为美也是新传播革命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应当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通过“公民教育”“生活化教育”“隐性教育”等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接受的教学策略，实现了从思想上“掌握群众”的意识形态教育目的，而我国还处于从灌输教育到接受教育的转型时期，这种背景下，我们在教学方法上要更加注重学生接受的德育展开方式。
例如，在意识形态的教学表达语言上，可以借助于网红或网络语言阐释较为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知识，用贴近学生生活的文本表达方式渗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如，在教学展开的过程中，结合高职院校学生在培养目的上的应用化导向，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学术兴趣、就业方向、社会热点问题等，让学生主动走上讲台讲课，形成一种“学生讲，老师评”的新型教学模式，增加学生对于意识形态实践的权重。
（三）制度论：生活化教育导向的制度框架
从教育管理学角度来看，制度是意识形态逻辑的自然延伸，代表的是意识形态从理论走向实践层面的一种约束条件。新媒体传播革命为高职院校学生带来了更为接近生活世界的技术要件，使得学生的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研究、数字化消费与购物、数字化娱乐、数字化生存等成为最具时代特色的人学气息。这告诉我们，德育工作的创新应当进一步引导具有科学世界属性的意识形态向生活世界渗透。
作为一種策略建议，在具体的教学质量评价方面，首先可以突出生活化教育方面的考核指标，如利用网络新媒体开展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解决学生日常生活焦点问题、学生对德育课程教学满意度、学生德育实践频度等，通过教学考评机制的创新引导教师向生活世界看齐并创新教学。其次，在教学质量评估中，要更为突出学生参与的权重，使学生的教学评价、教学打分成为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力量，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贯穿始终。最后，作为对高职院校培养有一定管理经验的技术型人才的一种制度供给，在围绕着学生意识形态的教育方面，要在挖掘本校德育资源（如优质校友资源、身边的励志典型等）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企业—家庭—学校—社区—就业单位”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制度加强突破，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和渠道，实现学生德育工作的生活化。
[注释]
①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J].现代传播，2012（4）：32.
②张雪，罗章.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价值与策略[J].教育与职业，2017（1）：20.
③（法）米歇尔·福柯.性史[M].张廷琛，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99～100.
④⑤（德）马科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56.
⑥何期，潘永云.理论的生活世界与实践的生活世界——胡塞尔与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6（7）：31.
⑦（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6.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3.
[参考文献]
[1]卢连大.关于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思考[J].现代教育科学，2013（1）：25.
[2]（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7.